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夏商周时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众多，研究成就巨大，其中夏与商代前期、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上古历史的某些重要空白，商代和两周城址、墓地的发掘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夏文化的考古主要是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近40年的考古勘探、发掘，以及对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研究，对河南登封王城岗、晋南襄汾陶寺等遗址、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两座各自逾万平方米的大型殿堂建筑遗址、铸铜遗址、多座包含丰富随葬品并含朱砂的墓葬，以及大量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祭祀遗迹、中小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容器、大型玉器和陶质礼器等，确立了这座年代约距今2100—1700年、面积约9平方公里的夏王朝都城遗址性质。

80年代初期，河南偃师商城的发现与近十几年的考古工作使夏商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偃师商城由郭城和宫城组成，宫城中南部分有布局整齐的8座宫殿，北部为池苑。学术界已基本取得了关于偃师商城即汤都“西亳”的共识，从而为夏商王朝的年代分界找到了界标。

另一商代前期都城——郑州二里冈商城的发现，以及其附近郑州小双桥大型商代建筑基址的发掘，增加了对商代前期文化的认识。

商代前期文化的研究，带动了先商文化课题的探索，在豫北、冀南等地都开展了这方面的考古工作。与夏商文化年代相近的属于“东夷文化”的鲁中、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与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进行了大量田野工作。

50年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一直连续进行，重要发现有武官村大墓、妇好墓和郭家庄160号墓的清理，数以几千枚甲骨的出土，大量宫殿遗址的发掘、洹北花园庄殷墟早期大型遗址的发现等。以殷墟发掘为基础的殷墟商文化综合研究，取得了全方位的学术进展。

商代方国和周边地区考古发现，是商代考古的另一重要收获，其中重要发现有河北藁城台西、湖北黄陂盘龙城、陕西西安老牛坡、河北定州、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及山西灵石旌介、江西樟树吴城、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遗址或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尤其是三星堆和大洋洲的发现，改变了以往对商代周边地区文明发展偏低的看法。

西周考古以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与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最为重要，自50年代初期以来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西周不同时期墓葬逾千座、大型建筑基址十多座，以及一些青铜器窖藏，这些发现为建立、完善西周考古学编年，打下了坚实基础。1997年，在沣西遗址发掘的灰坑，获得了先周与西周分界界标的考古学证据和系列测年标本，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以西周时代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铸铜、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与铜器墓、铜器窖藏的清理、13922片占卜甲骨的出土最为重要，上述有字甲骨、铸铭铜器对西周史研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70年代末开展的先周文化探索课题，20年来取得了许多进展，如陕西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村、武功郑家坡遗址等的勘察与发掘。这些成果进一步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载。

50年来，西周封国和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成绩斐然。重要的有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及晋侯墓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城址及燕侯墓地的考古发掘。此外，陕西宝鸡的国墓地、山东滕州滕国墓地、长清国贵族墓地、江苏丹徒和湖北黄陂鲁台山的西周早期墓及四川成都指挥街西周时期蜀文化遗存等清理，均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获。

东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50年来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重点是对列国都城遗址的勘察和重点发掘，对城址附近墓葬的清理。其中，以三晋、秦、楚考古成绩尤著。

50年来勘察、发掘工作开展较多的列国都城址主要有秦都雍城、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国故城、易县燕下都、江陵楚国纪南城、秦咸阳城、夏县魏安邑城、侯马晋国新田故城和灵寿中山城等。这一时期的墓葬已清理8000多座。50年代对洛阳东周王城及洛阳中州路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中原地区东周考古学的编年基础。已清理的重要东周墓葬有辉县固围村魏墓、太原晋阳故城的赵卿大墓、江陵马山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和郭店楚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秦景公墓、平山中山国王墓、寿县蔡侯墓、苏州真山大墓、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延庆山戎墓、庆阳匈奴墓、固原诸戎墓等。

三门峡虢公墓西周晚期铁器的发现，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南陵与铜陵、山西中条山等地的铜矿开采、冶铁遗址发掘，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河南西平酒店铁矿开采、冶铸遗址的清理，填补了商周时期金属矿藏开采、冶铸技术史研究的空白。

依据出土的大量商周时期甲骨、有铭铜器和简牍等遗物开展的先秦文献整理研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成果尤为丰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和荆门郭店楚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和湖北云梦秦简等。